“我非常赞成我国领导人在接见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时所说的一段话，‘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合’。”年近九旬的陈可冀说，“从临床实践看，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十全十美的医学。中医药学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但文明没有疆界，要重视交流与互补。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中华文明，可以而且确已传播到国外;同样，包括西医药学在内的国外文明，也完全可以为我所用。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模式，应互相交流、交叉互补、共同进步，以提高诊断和医疗效果。”
“结合”的目的：提高临床诊断水平与治疗效果
1955年底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建院，包括陈可冀在内的一批“西学中”们，听候召唤开始在此学习和研究中医药。
回忆起那些日子，陈可冀很是感慨：“那时候对中医药研究思路议论颇多，似乎如同‘烧烙饼’，翻来覆去。中西医能不能结合?怎么结合?看来也是很典型的长期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对发展中医药，缺少开放包容的心态。”
在国内外诸多学术交流活动中，陈可冀屡屡提出，中西医结合可以有“求同结合”与“求异结合”等多种模式，也可以“和而不同”。他认为，中西医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的唯一标准，是能否有效提高临床诊断水平与治疗效果，并阐明其作用机理。
“明年即2018年，是国家正式提出促进中西医结合的七十周年。这七十年，有很大进展，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只有认真反思，才能更有益于人民健康事业，为健康中国做贡献。”陈可冀说。
陈可冀认为，一方面，中医与西医在“道”的层面具有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实践。比如，中医十分注重中庸思想，治疗八法以‘和法’为先，注意诊疗的所谓‘过’与‘不及’等问题，提倡治法上要‘致中和’的传统理念，力主合理处置‘阴阳消长’的道理以补偏救弊，达到‘阴平阳秘’状态，这与现代医学倡导的‘内环境平衡’‘内稳态’理念等高度一致。”他认为，中西医两种医学绝不是“水火不容”的所谓“死对头”，恰恰相反，是共同携手对付疾病的好“战友”。
另一方面，从术的层面看，中西医学术间的差异完全可以形成有机的有效互补，并对两类医学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达到“中西医并重”的效应。
“譬如，没有血压计，难道就没有高血压病吗?肯定不是的。中医虽无‘高血压’这一病名，但有与高血压相对应的相关证候与症状的认识及相应的诊疗方法，可以互补。中医比较注重宏观、讲求整体性，但相对‘模糊’，不易动态定量;西医虽也考虑整体，但却更重视局部与微观改变，相对来说比较精确，但有时却失之片面。”陈可冀说。
在他看来，对西医而言，中医的思维常常具有很重要的诊断和治疗决策价值，“很多疾病眼下西医检测条件或许还检查不出来，其中包括不少慢病及其康复处理问题、亚健康状态，功能性疾病，还有精神性疾病、心态疾患等等，以中医的认识治疗调理，其效果就常常很好。事实上，中医药学有久远的历史，其特色和优势还远不止于此。”
“我们的卫生政策，多少年来就是提倡‘中西医团结合作’与‘中西医结合’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因此，中西医是一家，在一条战线上工作，有共同的目标和任务，应该相互学习与包容、提倡多元开放的中医药发展管理模式。在我国医疗实践中，患者当然应根据自身病情，决定是采用中医药、采用西医药还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等各类不同模式或多元模式治疗疾病。”陈可冀说。
“当然，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自由。”他补充说。
“结合”的基础：重视挖掘经典价值，中西医的团结合作，结合或融合，目标都是为健康中国服务;发挥二者作用，是未来医学必然的发展方向——在采访中，陈可冀多次这样强调。
“中国经济社会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文化、科技等的全球化交融和相互认同问题，医学也不例外。中医药学在确认和强化自己核心价值观和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必然要走中西医优势互补、促进双向交流、优势认同与结合的道路。”他说。
不过，陈可冀同时强调，中医药学想要“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首先还得要提高民族自信心，有激情，那实际上是一种智慧。同时，要在中医药学几千年来形成的理论与临床实践价值上努力取得共识。目标以在防治及医养照料中的安全有效为上。
陈可冀仍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时，被二楼玻璃橱匮及展览窗中陈列的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所深深吸引的场景。 “我看到了康熙、光绪、同治、西太后等帝后的原始脉案原件，这些档案处方认真、字迹工整，让我很受触动。此后，整理这些档案、深入挖掘这些经典文献价值的想法，就时常萦绕在心头。”因种种原因，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可冀才有条件开始有机遇整理清宫原始医药档案。
“当时，我向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季钟朴院长表达了整理清代宫廷原始医案的愿望，他第二天上午就打电话和故宫博物院领导取得了联系。清宫原始医药档案那时没太多人关注，三万多件原始档案用麻布袋装着，放在三楼没人理睬或动过。经过申请，国家有关部门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事情虽已过去多年，但陈可冀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把积满灰尘的麻布袋从三楼拿下来时，“有些发霉味道很冲，鼻子闻味很难受，呛咳，但心里却很满足。”
此后，陈可冀和几位本院医师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人员合作，坚持将这些原始清廷三万多件医药档案分类整理成册，出版了《清宫医案集成》及《清宫配方集成》等多种著作，并获中国政府出版奖。其中于1981年出版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当年就被日本学者翻译出版了日文版本。
从清宫医药档案里挖掘出来的宝贵医疗经验不少。近30多年来，陈可冀及其所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以及清宫医案研究室，对清代“大内秘方”如寿桃丸(蟠桃丸)、平安丹、长春丹、参麦饮及八仙糕等进行临床和实验研究，已针对相应的适应证推广应用于老年病临床保健医疗，成效显著;促进了我国老年病防治工作及中国传统老年医学的起步和发展。
说到中药现代化与创新，陈可冀认为，传承传统经验很重要，临床疗效及安全是首位的。其次有条件的单位应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分析中药或复方的有效物质基础并研究其作用机理。对此，相当一部分人士并不完全认同，认为这样做背离了中药“四气五味”药性学说，是“以西律中”。
“不过，我还是提倡允许用多元模式研究与发展，中药史上成功实例很多，不要捆住自己手脚，不妨放开些。屠呦呦的经验就很有说服力。”对于这种批评，陈可冀并不回避，他同时坚持认为，“搞清中药及复方活性成分组成及其机理，是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药现代化有两个前提，一是有效，二是安全，这两个前提都和搞清物质基础及其组成作用机理高度相关。”陈可冀说。
师承与院校培养无高下之分“西学中”不应受限
2016年2月2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作为在未来15年中指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文件。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但相关统计显示，2015年末，全国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45.2万人，中药师(士)11.4万人。中西医结合人员尤其缺少，后者的就业安排似乎也没有明确规定。
今年7月1日实施的《中医药法》也提出，“国家发展中医药教育，建立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规模适宜、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教育体系，培养中医药人才”。对此，陈可冀表示赞同。他同时认为，院校与师承两种模式应该互补，其中院校教育是主流，“但这两种方式无高下之分，无论是通过师承还是院校培养，最终成为优秀大夫、优秀药师的，都会大有人在。”
当年“西学中”的陈可冀，就是通过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曾经师从著名老中医冉雪峰及岳美中教授临证学习多年，并和蒲辅周、杨树千、赵锡武等名老中医有过深层次的合作。陈可冀主持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迄今为止中医药界在国内获得的最高科技奖项之一。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系列成果。
陈可冀分析认为，在近现代以前，师承教育曾经成为主流，是与当时的人口规模、交通条件及社会需求等多方面条件相适应的。而在当今社会人口众多、疾病种类变化与不断增长变化的情况下，应注重数量质量并重。从历史上看，中医药的院校化培养体系，在清朝后期已初步成形，“那时候的太医院都开设了中医学堂”。
除此之外，陈可冀还建议，在中医药教育传承上，管理者应有更开阔的视野，“比如，近一些年来，有规定限制西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报考中西医结合门类的研究生学习。我从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头几年，有不少西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前来报考，学习成绩都很好。这么些年来，没有‘西学中’门类的学员了，是后继无人而不是后继乏人了，十分遗憾。我认为还是要多元模式、多途径培养人才，促进中西医互相融合。”
“还有，应继续举办‘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几十年前，原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办过‘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当年不少学员，如今已经成为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领域的知名专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培训班没能一直坚持下去，十分可惜。西医中不乏对中医有兴趣和有事业心的人，值得重视。”陈可冀说。
简介：陈可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家，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奠基者及开拓者。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科技创新战略顾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曾受聘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
长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及老年医学的研究，在活血化瘀及芳香温通方药治疗冠心病的理论及疗效研究、补益脾肾方药延缓衰老理论及临床研究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倡议并系统整理清代宫廷医药原始档案3万余件。1994年获首届立夫中医药学术奖，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7年获首届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医药国际贡献奖，2009年获吴阶平医学奖等多种奖项。
